1959年12月最大的配资公司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走出了关押他多年的院门。那一年，他已经67岁。与他一起获得特赦的，还有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宋希濂等国民党高级将领。对陈长捷来说，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释放，而是人生轨迹的一次突然转折。
陈长捷是福建人，早年就读于福州武备学堂，后来进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。在保定求学期间，他与成为同学。两人后来分属不同阵营，却始终保持着较深的私人关系，这层关系也影响了陈长捷后半生最关键的几个选择。
毕业后，陈长捷进入晋绥军系统，从基层军官做起，逐渐升任师长、军长。用人有自己的规矩，既看重军功，也防备部下坐大。陈长捷有能力，能带兵，性格却颇为强硬，因此既受到重用，也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晋绥军的核心圈层。
抗战爆发后，陈长捷在华北战场多次担任重要指挥职务。南口战役期间，他奉命增援汤恩伯部，部队在日军强攻下苦战。此后，日军进攻张家口一带，陈长捷所部一度陷入被动，靠着调整部署才避免全军覆没。
那段岁月里，陈长捷确实有过与八路军共同作战的经历。国共两军在抗日大局下形成过合作，也发生过摩擦，不能简单用“友军”或“敌军”几个字概括。陈长捷后来参与对共产党武装的军事行动，则说明他的政治立场始终属于国民党系统，并未因为抗战时期的局部合作而改变。
有意思的是，陈长捷与阎锡山之间的矛盾，后来成为他离开山西的重要原因。陈长捷希望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又与蒋介石方面有所联系，这让阎锡山产生警惕。阎锡山一旦认为部下可能另寻靠山，通常不会留情。陈长捷失去兵权后，只能离开山西，转赴重庆。
蒋介石并没有像阎锡山那样长期重用他。陈长捷虽然有战场经验，却始终没有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嫡系将领。直到解放战争后期，傅作义主持华北军事事务，才把这位老同学调到身边。1948年末，傅作义任命陈长捷负责天津防务，天津城的守卫重担由此落到他肩上。
天津不是一座普通城市。它地处华北交通要冲，城防工事经过长期经营，守军也有一定战斗力。陈长捷判断解放军不会轻易强攻，因此下令加强阵地、封锁街道，试图把天津变成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
1949年1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攻打天津。刘亚楼指挥部队采取分割突破的办法，迅速撕开城防。天津守军失去彼此支援后，防线很快瓦解。陈长捷被俘时，傅作义已经在北平与解放军方面接触，准备寻求和平解决。得知此事后，陈长捷曾十分激动地说：“我守天津，原来早已被蒙在鼓里。”
这句话反映了他的复杂心情。作为军人，他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命令；作为傅作义的旧友，他又难以接受对方已经选择和谈。可从整个战局看，天津失守与北平和平解放相互关联，陈长捷个人的坚持，已经无法改变大势。
被俘后，陈长捷被送入功德林管理所接受改造。功德林的改造并不只是关押，学习、劳动、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贯穿其中。陈长捷年纪较大，性格又强，最初并不容易接受身份变化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逐渐承认过去在战争中的责任，也开始参加学习和劳动。
1959年12月，中央决定特赦第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犯。陈长捷获释，随后到上海生活，并被安排参加力所能及的文史和社会工作。按照当时政策，特赦人员并非恢复原有政治身份，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重新开始。对一个曾经手握兵权的旧军人而言，这种落差并不小。
真正令人难以释怀的，是他获释后的结局。关于陈长捷晚年的具体经过，公开材料存在不同说法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并非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受批斗后才死亡。陈长捷于1963年去世，距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三年。因此，把他的悲剧直接归因于那场政治运动，时间上并不成立。
较为普遍的记载认为，陈长捷晚年精神状态恶化，家庭关系和个人处境也出现严重问题。1963年，他在上海家中开枪打死妻子，随后自杀。究竟是什么心理压力促成这一极端行为，现有资料难以给出完整答案，也不能用几句“受迫害”“想不开”草草解释。
他曾经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，最后却无法处理自己的家庭和内心。枪声结束了两条生命，也让这位旧军人的晚年留下无法弥补的裂痕。
1979年2月27日，上海方面为陈长捷举行追悼活动，并对相关历史问题作出重新处理。此时距离他去世已经16年。追悼会并不是为其过去的政治立场翻案，而是对一个具体历史人物作出应有的善后和评价。陈长捷的骨灰后来安放于上海龙华一带的安葬地，尘封多年的个人名誉，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恢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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